第一届“卿云杯”获奖论文|力量与习俗： 试析《历史》中希腊战胜波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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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与习俗：

试析《历史》中希腊战胜波斯的原因 

《历史》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创作的一部著作，成书于公元前443年。书中详尽地记录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全书以希波战争为主线，是了解早期西亚、北非、希腊历史的重要文献。

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了一场发生在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1]这一战争的爆发作为全书的主线，不仅展现出希腊（Hellenes）和波斯(Persians)两个民族的对抗，更揭示了欧罗巴（Europe）与亚细亚（Asia），或者说“西方”与“东方”两个世界的对立。波斯人甚至将史诗中希腊联军对特洛伊的征战，视为希腊人对亚细亚的率先入侵，从而自那时起，就将希腊人看作自己的仇敌。因为在他们眼里，“亚细亚和居住在这里的所有蛮族都属于自己，而欧罗巴和希腊人则与他们截然不同”（1.4，cf.9.116）。在这一意义上，希腊人在战争中对波斯人的胜利，不但意味着自由民族免遭奴役的成功，或者说征服民族试图扩张疆界的失败，而且代表着西方世界在同东方的角逐中赢得桂冠。

尽管如此，战争的结果却并非那么理所当然。相反，希腊人对波斯人的胜利，毋宁说是一次难以逆料的奇迹。在远征希腊前，取代美地亚人和吕底亚人而成为东方霸主的波斯人，几乎将亚细亚所有民族都纳入到强大帝国的统治之下。向西征服由星散的城邦组成的欧罗巴，不过是波斯建立世界帝国的最后一步（7.8.γ）。当薛西斯踏上欧罗巴的土地时，他曾骄傲地宣称：“纵使所有希腊人和居住在他们西边的民族都集合起来，他们在战斗中也仍然不能和波斯人匹敌，因而无法抵抗波斯人的进攻，除非他们联合”（7.101）。波斯拥有的巨大力量优势，仿佛使任何对远征的忧虑，都成为毫无价值的怯懦、多虑乃至玩笑（7.11，50，105）。

另一方面，同波斯人的踌躇满志相映衬的，则是希腊人面对征服力量时难以掩饰的惊恐（7.32，138，173，178，183，207，8.4，36，56，70，74）。随着波斯大军的日益临近，拒绝献出“土和水”的希腊人变得极端恐惧（great fear,7.138），[2]因为“希腊既没有足够的船只抵抗侵略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愿主动作战，而是急于投向波斯人一边”。骄傲与恐惧——在悬殊的力量差距面前——似乎成为毫无悬念的结局提前上映的人性预演。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预演终究没有正式登台，战争奇迹般地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那么，弱小的希腊何以能战胜强大的波斯？西方何以能战胜东方？这不仅是每个《历史》的读者会产生的困惑，也是希罗多德本人在客观记述（2.123，7.152）的背后试图回应的问题。

一．统 治

在《历史》的开篇，希罗多德就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追溯到远古时代一系列西方民族与东方民族之间的纷争（1.1-5）。不过严格来说，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对希腊伊奥尼亚地区诸城邦的最早征服，才真正揭开了东方与西方冲突的序幕。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克洛伊索斯之所以在征伐波斯的战争中失败并亡国，根源于他的祖先古各斯因篡夺了当时吕底亚国王坎道列斯的王位而注定要遭受的命运的惩罚。

古各斯篡夺王位的过程并不复杂。国王坎道列斯拥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王后，他不但向自己的侍卫古各斯极力赞美王后的美貌，甚至命令后者躲入王后的寝宫，目睹王后的裸体，以证实自己的判断。尽管古各斯一开始坚决拒绝，但迫于国王的坚持，只好无奈从命。然而，当他偷偷溜出寝宫时，却不幸被王后察觉。次日，王后给予古各斯两个选择：要么自己立刻被杀死，要么去杀掉国王并篡取王位。古各斯只好选择了后者，因而最终在王后的帮助下杀死坎道列斯，娶了王后并成为吕底亚的新国王。

原来，按照吕底亚以及几乎所有东方民族的法律和习俗，女人的身体不能被丈夫之外的任何男人看见，否则将被认为是一种极端的羞耻（great shame/disgrace，1.10）。因此，当古各斯刚刚听到国王坎道列斯的命令时，他惶恐地劝阻国王：

如果女人脱掉衣服，就是将她的尊贵（dignity/respect）一齐脱掉。过去我们的父祖们已经告诉我们哪些是高贵和好的原则（what principles are noble and good），我们应该学习这些古人的教诲。在它们之中有这样一句话：“只看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相信王后是所有女人中最美丽的，但我请求您不要让我做这种逾距的事情（what is against all decency/what is unlawful）。(1.8)[3]

不难看出，脱掉衣服的女人象征着不高贵的事物，同习俗和法律教导的高贵原则正好相反。习俗告诫人们“只看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偷看他人妻子的裸体，就是“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1.11），从而意味着对习俗的逾越或冒犯。冒犯了习俗的古各斯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接受统治权力的惩罚以维护习俗；或者僭取统治权力，在破坏习俗后免遭惩罚。冒犯习俗和统治权力无法并存，当习俗不再被统治权力加以维护时，权力自身也难以保存。由此可见，古各斯对习俗的冒犯，同时意味着对统治权力的挑战。后者同样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运用惩罚防止习俗遭到破坏，或者同被破坏的习俗一起丧失。吕底亚国王坎道列斯不谙这个道理，因而在鼓动古各斯冒犯习俗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要被杀害而丧失统治权力的命运。[4]

同坎道列斯相反，美地亚的第一个国王戴奥凯斯就明白此道。当美地亚人从亚述人的奴役下获得自由后，[5]怀有统治野心的戴奥凯斯就热忱地为美地亚人执行正义（practice justice）、仲裁争端，使美地亚避免了无法无天的状态（anarchy/lawlessness，1.96）。直到后来，当法律和正义的维持高度依赖戴奥凯斯的审判时，他就利用机巧被美地亚人拥立为国王。在成为国王后，戴奥凯斯建造了一座极为复杂的宫殿，深居宫中并禁止任何人看到自己，以此保持了统治的神秘性。我们看到，统治权力的产生，根源于对维系人们共同生活的习俗和法律的维护。不同于逾越习俗进而丧失权力的坎道列斯，戴奥凯斯之所以能够获取权力并牢牢统治美地亚长达五十三年之久，恰恰在于其对习俗和法律的敬畏。正是将统治建立在习俗和法律的基础上，才使他的统治不但稳固持久，而且将美地亚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被七圈城墙包围着的戴奥凯斯尽管被描绘为东方僭主的典型（tyrants，1.96），却得以将统治权力同臣民远远隔开，从而在避免他人僭取权力的同时，有效保证了习俗和法律不容冒犯的神圣性。

从坎道列斯到戴奥凯斯，通过展现统治权力的丧失和获取，希罗多德向我们揭示了习俗和法律在统治秩序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统治的力量根源于习俗和法律的神圣，伴随着冒犯习俗时的羞耻与恐惧，以及对自身习俗怀有的优越感和敬畏心。波斯人认为他们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是人类中最好的民族，其余的民族住得离他们越近，就越加优越。因此那些住得离他们最远的，就被认为是人类中最劣等的民族”（1.134）。同样地，埃及人不仅将自己视为最智慧的民族（2.121.ζ，cf.2.160），而且一度认为自己最为古老（the earliest，2.2）。[6]他们“保持对祖先习俗（ancestral customs）的尊崇，绝不添加任何新的东西”（2.79，cf.2.91）。至于希腊人，则将所有其他民族统称为“蛮族”（Barbarians），从而以自身为标准来看待一切他者（all others）的世界。[7]因此，希罗多德告诉我们：

如果向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建议，让他们在一切习俗中选择一种最好的习俗，那么经过考虑后，每个人都必定会选择他们自己民族的习俗。因为人们深信，他们自己的习俗比其他民族的习俗要好得多……这些想法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因此我认为，品达的诗句说得很对，“习俗是一切的王”（Custom is king of all）。（3.38）

正因如此，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卡拉提亚人，都生活在自身习俗所统治的世界之中。习俗之外的世界不仅不可理解，而且对自身生活构成了根本的挑战。“人间的王”的统治，无法超出习俗之王支配的世界，而且恰恰是在这一世界中，才真正获得了自身的力量。因此，当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在征伐波斯的战争中失败并亡国，从而失去了自祖先古各斯传承而来的统治权力时，他所哀叹的不过是注定不幸的命运。相比于坎道列斯的下场，他是幸运的。

二．征 服

当希罗多德记述希腊人和卡拉提亚人在波斯国王大流士面前的遭遇，并肯定品达的说法时，他或许回避了另一个显见的困难：尽管习俗是一切的王，却无法像波斯国王一样征服所有的民族。《历史》对各个民族迥异的习俗或生活方式的持久兴趣，恰好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波斯人“不供神像，不建神殿，不设祭坛，认为任何做这些事的人都是愚人”（1.131），而埃及人却是“最早为神设立祭坛，供养神像，修建神殿”（2.4）的人；波斯人“在全体人类中最喜欢采纳外国习俗”（1.135），而埃及人则“避免采纳希腊人的习俗，而一般来说，也就是避免采纳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习俗”（2.91）；[8]希罗多德甚至未免夸张地指出，“埃及人的习性（manners）与习俗（customs）在大多数方面和其他民族完全相反”（2.35），同时列举了诸多在希腊读者看来匪夷所思的风俗习惯。可见，习俗无法将不同的民族纳入共同的世界，反而将世界割裂，比由山脉与河流构成的自然屏障更能标示出人的生活界限。在这一意义上，习俗的确是王，但它统治的是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共同的世界。

能将人们纳入同一个世界的，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战争与征服。恰恰是征服，使原本处于不同生活世界的民族，通过支配与臣服，构成了新的政治秩序，创造出一个共同的政治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真正的“王”并非习俗和法律，而是征服的力量。无论是吕底亚人对伊奥尼亚地区的奴役（1.5-6，26-28），还是波斯人对亚细亚各民族的统治（1.86，130，3.13，5.1-2，15，26），都是凭借征服的力量，才得以建立起一个包容不同习俗的东方帝国。通过对帝国这一政治形态下自由与征服的揭示，《历史》才真正进入自身的脉络。沿着这一脉络，希罗多德避免了对“一族一城”的零散记述，而将全部文字整合到帝国征服的线索上来。从吕底亚的兴衰到波斯的崛起，从亚细亚各民族失去自由到伊奥尼亚人反抗奴役，《历史》的记述一步步迈向西方与东方的战争，并终结于希腊人自由的保全和波斯人征服的失败。

然而，当征服的力量摧毁了被征服民族建立在习俗基础上的统治时，习俗本身将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征服无意从习俗和法律的神圣中获得自身的力量，正好相反，后者反而成为征服施展力量所面对的主要障碍。因此，征服不但将不同民族纳入同一个世界，而且意味着对各民族习俗和法律难以避免的破坏或冒犯。这种对习俗的冒犯，在斯基泰人侵入美地亚并洗劫神殿时初次崭露（1.105），而在刚比西斯远征埃及并嘲弄当地神圣时达到顶端。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斯基泰人的傲慢与残暴使亚细亚各处的生活遭到毁坏（1.106）；至于刚比西斯，“我敢肯定，一切显然表明，他绝对发疯了”（3.38），因为后者不但终止埃及人庆祝阿庇斯的盛大节日，而且企图烧毁阿蒙人的神谕所，并对各处神殿中的神像倍加揶揄（3.25，27-29，37，cf.3.16）。可见，征服的力量失去习俗和法律的约束，释放出人性中难以压服的傲慢与疯狂，最终带来颠覆习俗和法律的危险。刚比西斯试图将亲妹妹娶作妻子，尽管触犯了波斯习俗的禁忌，却仍旧悖谬地从法律中找到了自身合法的依据，因为“波斯国王被允许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3.31）。这表明，征服力量对习俗和法律的破坏或冒犯，无论是征服民族还是被征服民族，似乎都无从幸免。[9]

另一方面，征服力量面对习俗时的狂妄，同样展现为对自然必然性的挑战。被埃西欧匹亚人激怒的刚比西斯拒绝准备食物，就率军向“大地的边缘”开进，直至触碰到饥饿的底线而不得不半途而废；同样地，前去征服阿蒙人的波斯军队首先要征服的是茫茫的沙海，直至遭受风暴的侵袭而最终消失无踪（3.25-26）。后来的波斯国王薛西斯在出征希腊前，曾下令在阿托斯的地峡处挖掘水道，企图将原来的半岛改造为同大陆隔绝的岛屿，而这在希罗多德眼里，却“不过是出于傲慢（mere arrogance），想要展示自己的力量，使名声流传于后世”的行为（7.24）[10]；而当暴风摧毁了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阻止了帝国征服欧罗巴的脚步时，愤怒的薛西斯命人鞭笞大海，说出野蛮傲慢（barbarian and insolent）的语言，并向海中投入一副锁链（7.35）。我们看到，自然的限度制约着人的狂妄与傲慢，反过来，任何对自然限度的挑战，都成为人的狂妄最极致的展现。然而，当帝国的征服试图超出自然的限度时，就会在必然性的逼迫下重新回到自身无法逾越的边界。亚细亚与欧罗巴，首先是两块被赫勒斯滂海峡隔开的不同地理空间。所以，亚细亚对欧罗巴的征服，同样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人性与必然之间难以消除的对立。在这一点上，薛西斯的叔父阿塔班努斯就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征服希腊的主张不过是“助长波斯人傲慢的建议”，只会引导灵魂总是追求超出自身已有的东西（7.16.α）。在即将踏上欧罗巴的土地时，他告诫薛西斯：

我甚至现在仍充满了恐惧，因为我考虑了很多方面，特别是当我预见到这世界上两种最大的东西（the two greatest things）是你最凶恶的敌人……这两种东西就是陆地和海洋（land and sea）……因为我认为，当风暴来临时，海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足够大的海港能够容纳你的船只……既然没有足够的海港，那么你必须明白：命运（fortune）统治人事，而非人统治他们自己的命运……陆地之所以是你的敌人，是因为如果你在进军途中无人前来抵抗，那么你在茫然不知前程的陆地上走得越远，陆地就越发是你的敌人，因为没有人会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功……征服的土地越多，耗费的时间越长，就越会导致饥馑的产生。（7.47-49）

在阿塔班努斯看来，征服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并非捍卫自由的希腊人，而是一切自然的力量。帝国的征服，最终体现为对命运的抗衡。植根于人性深处的狂妄，在征服中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这一力量足够强大，竟使人敢于挑战“最大的东西”，妄图奴役统治人事的命运。在这一意义上，波斯人征服欧罗巴的受挫，同时意味着抗衡命运的失败。在战争中，“风是希腊的最大同盟”（7.178）。尽管波斯海军遭受的数次风暴（7.188，8.12-13），以及波斯陆军返回亚细亚时遇到的饥馑与瘟疫（8.115），都更像是偶然降临的厄运，但帝国在征服中抗衡命运的极端狂妄，却使其注定要再次退回必然性划定的界限。因为波斯人在陆地上走得越远，陆地就越发是他们的敌人，所有看似偶然的不幸就终会无法幸免。这样看来，当傲慢的薛西斯率军渡过被他下令鞭笞过的赫勒斯滂海峡时，他想征服的不仅是希腊人，还有命运。

三．抵 抗

薛西斯对欧罗巴的征服，随着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大捷而宣告失败。地米斯托克利斯告诉雅典人：“这场胜利的取得并不是依靠我们，而是有赖于诸神和英雄们，因为他们嫉妒一个人同时成为亚细亚和欧罗巴的王，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一个邪恶而不敬神的人。他把神圣之物和日常之物同等看待，烧毁并抛弃神像，还鞭笞海洋并把锁链投入海中”（8.109）。不难发现，地米斯托克利斯将希腊人的胜利归功于神和英雄的佑助，并追溯到波斯国王在征服中挑战习俗乃至逾越自然的狂妄与傲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君主的“狂妄”，早在大流士即位前波斯人展开的“政体争论”中，就已经成为批评君主政体（monarchy）首当其冲的弊端。支持民主制的欧塔涅斯指出，对于君主或僭主的统治：

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如果被授予这种权力，同样会促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因为当一个人享有所有好的东西时，傲慢（arrogance）就会油然而生；而嫉妒（envy）作为人性的基本成分，同样如此。傲慢和嫉妒加在一起就是一切恶事（evil）的根源，这两者都会引发残暴行为（reckless deed/outrageous acts）的产生。（3.80）

在欧塔涅斯看来，一人统治的缺陷不仅体现于君主的为所欲为（“允许君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或反复无常（inconsistent），而且“最糟糕的”是，往往存在“推翻祖先习俗”（overturn ancestral custom）的危险。而君主制下统治权力对习俗或法律的颠覆，又往往来自君主个人的狂妄性情——尤其是傲慢和嫉妒——甚至连最好的人也难以克服。[11]

当然，尽管下一位发言者美伽比佐斯立刻证明，民主制下的大众（demos）在傲慢上不输于君主（3.81），但他主张的寡头制或“好人统治”虽然能够避免统治者的狂妄，却并未被波斯人接受。相反，虽然这场关于政体的争论最初源于君主制的危机，却最终仍以君主制的胜出而收场。最后发言的大流士指出，君主制不仅是寡头制和民主制必然导向的结果，而且作为“祖先之法”（ancestral laws），将自由带给了波斯人（3.82）。[12]所以，尽管君主制显得狂妄，但放弃君主制，却不仅狂妄，而且危及波斯的自由。选择君主制，是对习俗和自由的捍卫，却同时潜伏着挑战习俗的狂妄。另一方面，在薛西斯眼中，无止境的征服同样是“从父祖传承下来的习俗”（7.8.α）。征服不能停止，“或者我们的全部土地都置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或者希腊人的全部土地置于波斯人的控制之下，二者只能择其一，没有中间道路”（7.11）。征服一旦停止，波斯人将不再是享有自由的主人，而只能沦为遭受奴役的臣民。居鲁士在《历史》末章对波斯人的告诫，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9.122）。因此，君主统治和帝国征服，都是波斯人捍卫自由的命定抉择。习俗与狂妄，在这一抉择中实现悖谬的结合。

捍卫自由需要力量。在波斯人看来，这种力量恰恰而且只能来自国王的统治和征服。[13]所以，令国王薛西斯颇感困惑的是：生活在分散城邦中的希腊人既然不受共同君主的统治，又何以拥有力量来抵抗征服、捍卫自由？（1.101，103）我们注意到，尽管波斯人在军队规模上远超希腊人，但真正让薛西斯感到胜券在握的，不仅仅是力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在于力量背后政治上的选择。所以“纵使希腊人和波斯人双方人数相等，他们和波斯人单独作战时也不会是波斯人的对手”（1.103），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在一人统治下，臣民出于对君主的恐惧而表现出的超乎本性的勇气，才能产生对抗强大敌人的力量。这意味着，帝国征服的力量不源于习俗的神圣，而来自“鞭笞的强迫”，即人们对力量本身的恐惧。[14]这一力量超越习俗的边界，将不同习俗整合进同一个由力量支配的世界。正因如此，庞大的波斯军队才得以由众多民族组合而成（7.59-100，cf.7.21），即使不同民族身处迥异的地理和习俗世界，也无碍他们在共同君主的率领下，统一为同一支旨在征服希腊的队伍。

如果我们回到薛西斯的困惑，那么，希腊人抵抗的力量来自哪里呢？当时在场的斯巴达流亡国王戴玛拉托斯对此给出了部分的答案。他告诉薛西斯，尽管希腊人的勇气不来自对君主的恐惧，却可以通过“智慧和严密法律的强力”（intelligence and the force of strict law，7.102）而获得。虽然斯巴达人不受君主统治而保持自由，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自由，因为法律是统治他们的主人（despot），他们对法律的恐惧甚于波斯臣民对君主的恐惧。由此可见，对于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来说，抵抗的力量正来自人对习俗和法律的敬畏：“法律命令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而法律的命令永远是相同的：在战场上，无论面前有多少敌人，都绝对不能逃跑，而要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者战死”（7.104）。建立在习俗之上的力量即使弱小，却不敢违背法律，放弃抵抗。温泉关之战中斯巴达三百勇士的顽强表现，即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诠释（7.204-233）。

除了斯巴达人的抵抗外，在希罗多德看来，“雅典人是希腊的救主”（7.139）。希腊之所以没有被波斯人征服，雅典人的抵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雅典人捍卫自由的力量从何而来呢？我们注意到，原本就强大的雅典在摆脱僭主的统治后，力量变得愈加强大（5.66）。而当帮助雅典推翻僭政的斯巴达人看到雅典的崛起时，他们立刻后悔，并认为“如果阿提卡人得到了自由（freedom），那他们将很有可能和斯巴达人一样强大；但如果他们受到僭政的压迫，就会是软弱的，并愿意服从于一个主人”（5.91）。我们发现，同薛西斯的想法正好相反，雅典的力量并不来自君主或僭主的统治，而来自民主制下人们享有的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参与（equal voice in government，5.78）。摆脱僭政的雅典人之所以能在战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当人们受到压迫时，既然是为主人操劳，他们就宁愿松弛懈怠；而当他们自由时，他们就都热切地投入到辛勤工作中，并为自己赢得成就”（5.78）。由此可见，雅典人的勇敢并不源于人性的恐惧，而是出于自身对城邦统治的分享。因此，雅典人抵抗征服的力量建立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之上，离开维系共同生活的习俗和法律，这种力量将同样不复存在。

更进一步，除了斯巴达和雅典的中流砥柱外，全体希腊人的众志成城同样无比重要。然而，希腊各城邦之间的相互对抗，部分城邦面对波斯大军时的屈服或观望（7.131-132，172-174；168），以及希腊联军内部关于领导权和战争决策的争执（7.148-149，157-163；8.40，70，72-74，123），似乎都或多或少印证了薛西斯对希腊人抵抗力量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波斯人的狂妄征服，全体希腊人最终形成了捍卫自由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即使我们不提雅典人主动放弃海军领导权以维护希腊联军的团结（8.3），或者地米斯托克利斯屡次用雄辩和计谋来保证战争决策的持续正确（8.4-6，56-64，75-83），我们同样能看到：

所有愿意保卫希腊（Hellas）的希腊人（Hellenes）聚集到一起，相互商议并立誓结盟。之后一致决定，首先要结束他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战争，不论起因如何，都应该终止……他们这样做，是希望把所有具有希腊血统的人结为一体，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样希腊就能够统一为一个国家，既然波斯的入侵威胁着全体希腊人。（7.145）

这表明，面对征服力量的逼迫，希腊人不得不结束所有内部的纷争，将全部力量汇聚到抵抗侵略的共同目标上。恰恰通过波斯人狂妄的征服，由共同习俗维系着的希腊世界越来越廓清了自身的边界。“全体希腊人血缘相通，拥有共同的语言，参拜共同的神坛，施行共同的牺牲仪式，还分享相同的生活方式”（8.144）。雅典人拒绝和波斯人结为同盟，最重要的理由正是波斯人对希腊人共同习俗的破坏：“我们诸神的神像和神殿被烧掉和摧毁，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尽力为他们复仇，而不可能与那些毁坏者签署任何条约”。所以，全体希腊人抵抗波斯的力量，实际上根源于“共同的希腊性”（common Greekness）[15]。波斯人征服的力量越强，希腊的共同习俗就越能将不同的城邦纳入同一个世界。正是在这一世界里，全体希腊人的抵抗才真正获得自身的力量。因此，当地米斯托克利斯在萨拉米斯海战大捷后，将胜利归功于神和英雄的佑助时，他或许想告诉人们，希腊人抵抗波斯的力量究竟来自何方。

四．总结：力量与习俗

 《历史》记述了一场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个民族的对抗，更揭示了“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在战争中，双方悬殊的力量差距并未将结局导向波斯人的胜利，恰恰相反，弱小的希腊不可思议地战胜了强大的波斯。那么，帝国的征服何以失败？希腊的抵抗又何以成功？这是希罗多德尝试回应的难题。

我们看到，在各民族的共同生活中，统治的力量来自于习俗和法律的神圣。习俗统治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习俗之外的世界不仅不可理解，而且对自身生活构成了根本挑战。不过，习俗无法将不同民族纳入共同的世界，能做到这一点的，是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征服。征服的力量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从而创造出一个共同的政治世界。

然而，征服无意从习俗和法律的神圣中获得自身的力量，反而失去后者的约束，释放出人性中难以压服的狂妄。因此，帝国的征服不仅意味着对各民族习俗的破坏和冒犯，甚至展现为对自然必然性的挑战，乃至对命运的抗衡。不过，君主统治和帝国征服尽管狂妄，却是波斯人捍卫自由的命定选择。帝国征服的力量，不源于习俗和法律的神圣，而来自对力量本身的恐惧。这一力量超越习俗的边界，将不同习俗整合进同一个由力量支配的“东方”世界。

但我们发现，对于“西方”来说，一方面，不同于帝国的征服，希腊人抵抗征服的力量恰恰来自习俗和法律的神圣。这一力量无法超越习俗的界限，而必须在城邦共同生活乃至“共同的希腊性”中才得以可能。另一方面，恰恰通过帝国的征服，由共同习俗维系着的“希腊”世界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边界。正是在这一世界中，全体希腊人的共同抵抗才成为现实，相对于“东方”的“西方”才最终形成。

可见，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背后，是力量与习俗之间两种不同的政治选择。它们构成了“东方”与“西方”对立的实质，或许也是希罗多德想要揭示的希腊战胜波斯的根源。

参考文本：

[1]Herodotu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ed. by Robert B. Strassler; tr. by Andrea L. Purvi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7；

[2]Herodotus: History, tr. by David Gren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4][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注释：

[1] 本文引用的《历史》文本及编码依据Robert B. Strassler编订的文本（the Landmark Herodotus：the histories，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7），引用时注明卷号和章号；对有关段落的理解和翻译同时参考了David Grene的英译本（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中译本主要依据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同时参考了徐松岩译注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 此处译文采取了David Grene英译本。

[3] 强调为引者所加，下同。

[4] 当古各斯选择了弑君篡位后，他向王后询问该如何下手。王后告诉他，“杀掉国王的地方最好是在他向你展示我裸体的同一个地方”（The attack on him shall be made from the self-same place whence he showed me to you naked，1.11）。这仿佛在说，习俗的破坏（国王向古各斯展示王后的裸体）和统治权力的丧失（古各斯杀死国王）处于同一情景或场合之中，两者密切相关，同成同毁。

[5] 在《历史》中，“自由”（freedom）多指一个民族不受其他民族的征服或奴役，但也会用于有关政体问题的讨论，指不受君主或僭主的统治（1.62，3.83，5.64，5.78，5.91，7.103-104）。

[6] 虽然埃及人后来承认普里吉亚人比自己更为古老，但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探究哪个民族最为古老的方式。埃及国王普撒美提科斯将两个新生婴儿一出生就交给牧羊人抚养，同时命令任何人都不许在他们面前讲出任何语言，从而试图通过他们最初说出的语言，来判断哪个民族最为古老（2.2）。我们知道，语言是习俗的集中体现，人类最初说出哪个民族的语言，意味着这一民族的习俗最接近自然，或者说最符合人性。因此，埃及人所谓的“古老”涉及到习俗和自然的关联，即使他们将自己视为仅次于普里吉亚人的最古老的民族，也同样无异于说，自己的习俗相当地接近自然，因而比其余民族更为优越。

[7] Cf.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Ed. by Robert B. Strassler, p. 193, Note. 2.158.5a. 尽管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开篇就将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蛮族（1.0），且“蛮族”（barbarians）一词在全书绝大多数段落里都指代“非希腊人”（non-Greeks），尤其是波斯人，但事实上，“蛮族”同样出现在波斯人和埃及人对其他民族的称呼中（1.4，2.158，3.139）。由此可见，以自身文明（尤其是语言）为尺度来衡量其他一切文明，并非希腊人的特例。参考：徐松岩中译本，第1页，注释⑤。

[8] 在《历史》第三卷叙述刚比西斯征服埃及的过程时，希罗多德曾指出波斯人和埃及人在头骨硬度上存在的差异，并将其归结为两个民族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剃头和带帽）（3.12）。可见即使是身体特征（物理属性）上的经验比较，也同样无法逃脱各个民族迥异习俗所带来的影响。

[9] 在《历史》第五卷里，波斯人派使者前往马其顿为国王大流士要求“土和水”。马其顿国王阿门塔斯出于恐惧被迫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并用盛大的宴会款待波斯使者。在宴会后的饮酒会上，波斯使者要求马其顿国王遵守波斯的宴饮习俗（同马其顿的习俗相违背），既然后者已经同意臣服波斯国王（5.18）。这意味着，征服力量对各民族习俗和法律的挑战，不仅体现为以暴力的方式对习俗的神圣性加以冒犯，而且通过力量的威慑，迫使被征服民族放弃自身的传统，接受征服民族强加的习俗。

[10] 此处译文采取了David Grene英译本。

[11] 比较柯林斯人在斯巴达企图使雅典重新恢复僭主制（tyranny）时对斯巴达人的抗议（5.92）。抗议表明，僭主制违背自然，最为不义（unjust）和残暴（bloodstained），并通过剪除城邦中最优秀的人来统治。这一批评同样指向对僭主个人性情不受法律约束的批评。

[12] 在《历史》第一卷里，居鲁士曾教导波斯人：如果波斯人服从自己，反抗美地亚人的奴役，就能摆脱奴隶般的痛苦劳作，享受自由带来的快乐与幸福（1.126）。“服从我并取得自由”（obey me and be free）印证了大流士的发言，波斯人的自由来自服从君主的统治。

[13] 除了波斯人，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比亚斯建议伊奥尼亚人在萨地尼亚建立一个属于全体伊奥尼亚人的城邦，从而既能避免奴役而享有自由，又能通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岛屿且统治了其他的民族而获得最大的繁荣；泰勒斯则建议伊奥尼亚人建立一个共同的中央政府，并指出泰奥斯是该政府的最佳地点（1.170）。希罗多德指出，“除印度人之外，色雷斯人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如果他们能由一个人来统治，或者能够同心协力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会是无法征服的（invincible），而且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5.3）。这些段落同样表明，捍卫自由的力量往往来自君主的统治和征服。

[14]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虽然如此（指波斯人的多数船只被击沉——笔者注），在那一天里，比起埃乌波亚之战，波斯人已完全不同，而且证明自己确实是勇敢得多了。因为每个人都拼命作战，而且对薛西斯都很恐惧，以为国王正在看着他”（8.86）。这正好印证了薛西斯的观点。

[15] 此处参考了David Grene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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